北京师范大学刘勇讲述“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

新闻网讯5月6日晚，在东校区图文中心四楼报告厅，由我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办的浮山讲堂“文化复兴与大学人文”系列讲座如期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勇教授应邀为300余名师生及岛城市民作了题为“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的精彩演讲。

刘勇教授先后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并任客座教授，并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希腊、泰国等国家作过文化考察，他以自身丰富的游历见闻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对于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刘勇教授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讲述。

第一，文化是最后的底牌。他谈到，当今，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地域，甚至是一个单位或是个人，发展到最后关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文化，是文化积累的厚薄，是文化品位的高低，是文化传统的深厚，是文化魅力的独特。他结合北京世界城市蓝图建设，认为世界城市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更要有文化活力。第二，文化是无法概括的，但又是随处可感的。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修养等都是文化，它渗透在生活的时间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第三，文化有四个特性。首先文化是无形的，它无处不在，体现在生活、人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文化又是有形的，例如作为美国众多文化基础的消费文化。其次，文化具有体验性。只有真正到了山西壶口瀑布才能体会到“黄河在咆哮”的磅礴气势，“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真实意义，也只有到了阳关才能感受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独特情怀，每个人对文化的理解的不同在于我们对文化的感受不同。再者，文化具有经典性。文化是靠时空建构的，比如二人转，它与主流文化相比体现出文化的草根价值。第四，五四新文学是中外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鲁迅的弃医从文决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选择，几乎所有的中国有识之士都把目光和志向投向文学，认为文学只有作用于中国人的精神，才能够改变中国人。五四有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它的激情大于它的理性，但它是伟大的，是辉煌的，对于现代文学来说，传统文学是其母体，我们不能在提倡国学的背景下贬低五四，贬低新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看起来是对传统旧文学的反叛，但实际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倡导者都既读经又留洋，其中日本、俄罗斯、欧美文化对五四文人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和国度，它最大的特点是狭小的生存空间和巨大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刘勇教授在日本最深的感受就是它高度的摩擦系数和日本人做事的高度认真，高度的集体自虑。而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是广阔无比的。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名人，文化结晶上，更多的体现在老百姓对文化的尊重，它是一个读书的民族，是一个有品位的民族。欧美文化相对比较宽泛，刘勇教授主要介绍美国和意大利，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很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他们不惜花费大力气去寻找自己国家的失踪者，他们不仅仅是在寻找失踪者，而是在建设一种文化。对于意大利，刘勇教授认为它古老与时尚同在，慵懒与创意并存。第五，五四新文学的五大品格。一是最注重创新，同时又最注重传承；二是，最强调立本，同时又最强调开放；三是最渴求自由，又最勇于承担责任；四是最犀利地批判社会，又最无私地解剖自己；五是最无情地揭露人性的弊病，又最深情地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互动环节，刘勇对听众们的提问一一作答，进一步阐释了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学者小传：

刘勇，江苏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著有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与形态》、《北京历史文化十五讲》、《北京新文学与新文学北京》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北京文化发展报告》等多种高校教材与社科读物；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