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栏目开篇之际，与读者见面的是医学院83届毕业生邵一鸣。目前，邵一鸣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防治与研究艾滋病的年轻科学家。20年来，邵一鸣一直奋战在防艾抗艾前沿阵地，为世界的防艾抗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之际，我们特编发此文介绍他的事迹。
在我校千千万万的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祖国建设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今后，《校友》专栏将陆续报道他们的经历及取得的成就，以展示我校的育人成果，激励在校的学子发奋学习，立志成才。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或提供线索。 ——编者
日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宣布：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正高速增长；当前中国已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并且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另有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千万人，成为国家灾难。
在全世界现有药物只能稳定、缓解病情，不能彻底治愈的情况下，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科学家们都在争分夺秒。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就是其中颇有建树的一位。
在第十七个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那一天，这位47的年轻科学家又一次做客《东方时空》。他综论国内外防艾形势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前景，话语严禁而审慎，乐观而自信。在中国，邵一鸣最早参加艾滋病疫苗研究，20 年来，他坚定而自信地走在防艾抗艾特别是疫苗研究的崎岖道路上，成就的背后充满了艰辛。
与“超级癌魔”较量
邵一鸣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1977年3月，21岁的他迈进了青岛医学院（我校医学院前身）大门。邵一鸣的父母都是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人。父亲邵济钧系医学微生物学教授，母亲尹协英是内科学教授。医学院严谨的教风，老一辈学者们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在邵一鸣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取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病毒学专业研究生。1983年1月7日，来不及参加毕业典礼，邵一鸣就被导师曾毅招至北京，开始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病毒学研究领域里进行探索。
邵一鸣的导师曾毅是我国最早介入艾滋病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在导师的指导下，邵一鸣把目标定在艾滋病毒分离及诊断、EB病毒与鼻咽癌关系的研究上。他坚信，这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天地。
艾滋病被称为“超级癌魔”，截至2003年12月，中国已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84万人，另外有22万人已发病死亡。邵一鸣非常明白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跟踪国外最新研究。1985年，正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邵一鸣参加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人的诊断工作。读博士期间，他参加了国家“六五”、“七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的研究。1986年－1987年，邵一鸣公派赴法，在WHO国际癌症研究所及法国国家科学院里昂肿瘤病毒实验室合作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关系的课题，在国际上首次证明鼻咽癌高发区存在水溶性致癌物，能激活肿瘤病毒并促进肿瘤形成，完成了博士论文课题。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博士生邵一鸣正在小心翼翼地做着实验，准备用一位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结做成病理切片。“嗡——”一阵响，正切着淋巴结的切片机出现故障了。邵一鸣取下淋巴结，修理切片机。忽然，一阵疼痛传来——邵一鸣的手指被锋利的切片机划出了一条1厘米长的口子！
鲜红的血滴答滴答流下来。
“千万别感染了艾滋病毒！”现场人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邵一鸣马上被送到医务室……
十余年后，邵一鸣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忆及往事他坦言，当时思想也很紧张，因为“感染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又早有准备——“既然投身这个事业，当然会有危险”。
1988年，邵一鸣获得博士学位，并被留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工作，担任预科院肿瘤病毒室副主任兼艾滋病毒室副主任，投身于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
1989年5月，32岁的邵一鸣受国家委派来到瑞士日内瓦，出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艾滋病规划生物医学研究部顾问，从事基础病毒的研究。年轻的他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利用各国的实验室建立全球艾滋病毒分离和鉴定网，追踪世界各地艾滋病病毒的变异，为将来的疫苗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他的计划很快获得批准并进入实际操作，10个国际著名的艾滋病实验室首先携手展开工作，一张全世界对抗艾滋病的网络开始构筑……
虽然身处国外，邵一鸣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内的艾滋病形势。当时在中国，艾滋病已进入播散期，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地区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1989年底，我国卫生部一位领导访问日内瓦见到邵一鸣说，国内非常需要他，请他回国工作。邵一鸣听后马上做出决定：回国！
在日内瓦，邵一鸣享受外交官待遇，他的日工资有300美元。联合国方面极力挽留他，几个国家的实验室向邵一鸣发出邀请。
但是，邵一鸣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想的是，“一个人能被国家需要，这是多么大的幸事！”
有人问他：“那您不留恋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吗？”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向社会索取什么，而在于能给予社会什么，”邵一鸣说，“人要知恩图报，是中国培养了我，我要报答祖国。而且，中国需要科学，需要发展，我回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归国后，邵一鸣受命组建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以指导全国该领域的技术工作。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一个按照国际规范化和质量监督体系管理，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省级实验室为支柱，包括1500个实验室的全国5级艾滋病实验室网络建成。
1995年，邵一鸣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主任。这一年，我国艾滋病流行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邵一鸣向卫生部提议，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传统流行病学难以确定的全国艾滋病毒流行毒株的种类、来源、地区和人群分布，进而测算其流行时间和传播路线。全国卫生防疫系统专业力量被组织起来，展开连年攻关。1998年，这一举世瞩目的大规模调研结束，中国艾滋病毒传入源查明，入境后的传播路线摸清，境内各种艾滋病毒的亚型地区分布图绘出，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B′/C重组病毒及其流行趋势，首次发现了艾滋病毒“基因漂移”现象，并获得和表达了流行毒株的基因。这一工作不仅成为当年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十大新闻之一，而且被选为第12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万人大会报告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邵一鸣开创了我国艾滋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1991年，邵一鸣作为最年轻的专家进入国家防治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参与起草、制定了国家一系列防治规划，其中包括国家防治艾滋病的中期规划(1993年)，中长期规划(1998年)和五年行动计划(2001年)。
1997年，曾由他筹划的全球艾滋病分离和鉴定网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的实验室加入全球网络。中国在国际艾滋病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1998年，邵一鸣担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他充分发挥专家组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众多对全国防治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议，经他本人签发的技术文件就有67个，成为卫生部领导全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得力技术助手。他还对美国将HIV抗原纳入血液筛查的政策提出我国不应仿效的异议，为国家节省了每年几亿元的资金投入。根据我国国情，他提出在农村基层医院推广快速诊断试剂的建议，现已成为国家 5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加强我国血液安全的重要策略之一。
这期间，他领导课题组用3年时间完成新疆、广西、四川动态艾滋病流行数据，填补了国家空白。
2001年12月，邵一鸣成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前不久，经国家卫生部推荐，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部委审核考查，邵一鸣又成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目前，邵一鸣不仅是国家“863”和“973”中艾滋病研究的总牵头人，在许多国家重点课题中领衔，而且承担了众多国际课题，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艾滋病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自1995年以来，他的实验室共竞得国内课题经费700万元，国际课题经费2000多万美元，其中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起并资助的全球第一个超大型CIPRO(综合性国际艾滋病研究)，仅此一项就获得了1500多万美元的巨大资源，获得了大量国际科研资源和技术，有力带动了国内研究水平的提高。迄今为止，邵一鸣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00余篇文章，被授予国家人事部重点资助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基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他还获得5项全国性奖励，其中包括2项卫生部、2项多部委和1项国家科委。1992年获环球艾滋病基金会小西奖（艾滋病研究个人奖）。
现在，邵一鸣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防治与科研兼备型专家。2001年，他在诺贝尔基金会主办的艾滋病疫苗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作专题报告；在国际艾滋病疫苗大会上，他参加了旨在为整个领域未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著名专家大会总结讨论。他还被国际著名杂志《AIDS》（艾滋病）破例连续两届聘为编委，他是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艾滋病预防工作组成员、全球卫生重大挑战基金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艾滋病疫苗创意组织工作组协调人。他筹划举办的1999年北京国际艾滋病疫苗研讨会，将几十位国际艾滋病疫苗一流专家介绍给国内同行，在国内该领域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