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来非洲之前，耳朵里就灌满了关于爱滋病的话题。自己在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以前只是听说，只是从书本中、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些关于这种病的描述。虽然在临床上也进行爱滋病的筛查，但毕竟是没有见过，更没有给爱滋病患者做过手术，这似乎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很难想象一个爱滋病患者站在面前的那种尴尬、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要救死扶伤，另一方面难以抹去心头的担忧。而这种看似遥远的事情，到了非洲这片土地上竟然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当我来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姆希比利国家医院上班的时候，见到的是热情欢迎我们的黑人朋友。黑人医生热情友好，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也非常愉快。上班没多长时间，我很快地进入了角色，门诊、病房、手术，安排得满满的。没想到我刚做了几台手术，就碰到了一位爱滋病患者。
那天是我的手术日，我早早地来到了手术室，看到护士们已经在忙碌了，她们在作术前准备。要做手术的患者病案就放在桌子上，我像往常一样拿出病案一一查看。看患者的化验单是常规的过程，有些结果是昨天下午甚至今天早上才送来的。忽然我发现最后一位患者的化验单上赫然写着HIV阳性，我心里一阵发紧，这一切来的这么快，着实让我始料不及。其实来了之后我也了解到，这里的爱滋病患者司空见惯。为尊重患者隐私，如果患者不同意进行爱滋病的检查，就不能强行进行诸如血样采集之类的化验。所以应该这样说，能同意进行爱滋病检查的患者，都是比较合作的，当然应该积极地进行治疗。另一方面，好多没有进行这项检查的患者也有可能感染爱滋病病毒。但这些都是无从知晓的，应该一视同仁，该如何治疗就如何治疗，该做手术的就尽快安排手术。我正在百感交集的时候，一位护士走过来对我说：“Dr. 姜，现在可以开始手术了。我给您准备了两副手套。”我抬头看到她正在冲我微笑，看来她是早就准备好了。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她：“这个患者是HIV阳性，你们怎么处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吗？”她耸了耸肩说：“这没什么，注意点儿就行了。”
上午，前两个手术很顺利，很快完成了。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戴上了护士准备好的手套，这时候反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了，就象要进行一台平常的眼科手术一样，在手术台上躺着的就是一位普通的眼科患者而已。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的左眼长了一个肿瘤，位于眼的球结膜上，已经侵及少许角膜组织，看性状不是太好，应该彻底切除后送病理检查，再对缺损区进行修补。手术过程中我按部就班地进行，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是个爱滋病患者。不长时间，手术就完成了。当我摘下口罩、手套的时候，心里全然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忧虑、矛盾的心绪，反而是一种释然，一种欣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以后再遇到爱滋病患者，我只是告诫自己要注意点儿，每一步操作都要准确、仔细，不会缩手缩脚，更不会卤莽行事，一切按照治疗手术操作原则进行就可以了。
我是一名医生，我的眼中只有患者，除了病情，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准来区分他们。很快，我就遇到了其他的爱滋病患者。第二位HIV阳性的患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患白内障多年，一只眼已完全失明，我给他做了白内障摘除，并在眼内植入了人工晶体，他看到我后直向我挥手，嘴里念叨着“Sawa（好啊）”；第三位HIV阳性的患者是一个只有三岁的小男孩，他的右眼被扎伤，角膜破裂已经修补，但遗留外伤性白内障，还有虹膜粘连，瞳孔变形。我给他做了白内障摘除、粘连分离及人工晶体植入术，小男孩的母亲抱着他，冲着我们直笑……
现在的工作已经走上了轨道，我每天医院——住处两点一线，倒觉得也蛮充实的。至于患者是不是有爱滋病，这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我还会遇到其他的爱滋病患者，也会给他们治疗、手术，但首先考虑的是患者的病情，只要病情需要，我都会责无旁贷。有时候我也会很友好地和这些患者谈起他们的爱滋病病情，甚至介绍他们到专门的爱滋病防治部门去检查治疗。在姆希比利医院，就有国际组织投资建设的爱滋病防治中心。我国的北京中医研究所等部门都派有专业人员在这里进行爱滋病的防治工作。
看到非洲这片热土，我不由地被它秀丽的自然风光所吸引，接触到非洲的人民，我不由地被他们的朴实所感动。见到爱滋病患者我不会退缩，但我还是衷心地希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爱滋病患者越少越好。也许，到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地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