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工作的”
1999年的金秋十月，当从沈阳飞往青岛的航班飞机进入青岛的上空时，一位衣着简朴，精神矍铄的老人，正从舷窗充满深情地俯瞰这方并不陌生的秀山丽水。六十年前，他曾在这座城市读过一年的初中，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并被大海的博大浩渺而不知疲倦所深深吸引。此后不久，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即将踏入山东大地，他离开了这座拥有大海的城市，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流亡求学历程，而今他作为青岛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的一名教授，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嗣瀛。
机场的出口处，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徐建培伸出热情的双手，欢迎张嗣瀛院士加盟青岛大学的发展建设。从机场返回的路上，张嗣瀛难抑对即将开始的工作的兴奋，以山东人特有的坦诚对徐建培说：“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是来工作的，我要为年轻的青大干点事。”
几年过去了，张院士以他的勤奋和智慧，以他对青岛大学的热爱，实践了他的承诺，他的名字已铭刻在青岛大学发展建设史上。
2005年5月12日晚，青岛海景花园大酒店宴会大厅张灯结彩。这一天，是张嗣瀛院士80岁生日，也是张院士正式到我校工作5年多一点的时间，学校在这里为他隆重举行生日庆祝活动。校党委书记徐建培在致辞中，热情而客观地对张院士来校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将其概括为：五年创造“五个一”。即：创建了一个研究所，创办了一份学术刊物，申报了一个博士点，带起一支队伍，建设了一个人才培养基地。2005年教师节，夏临华校长来到张院士家中，代表学校向张院士祝贺节日，对张院士的工作以及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同样的敬佩和评价。
闪光的足迹
张嗣瀛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1957年9月至1959年7月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是我国控制界人所敬仰的著名专家之一，在自动控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系统性理论成果，解决过军事武器研制中重大工程控制问题。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1部（《微分对策》，科学出版社，1987）。他对微分对策理论，提出了定性极大值原理，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定量与定性两类基本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形成了新体系，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均系单人）。主从对策理论是其扩展研究，取得系统结果，获1992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参加“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解决了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关键问题，在国家靶场正式活动坦克打靶中十发九中，导弹已正式装备部队。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奖、1993年冶金部“在冶金军工创业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奖。1990年获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1998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张嗣瀛等一批国内科学家，紧随世界步伐，开始复杂性科学研究，与20世纪以及以前的主流科学研究相比，研究复杂性科学，在方法论上，需要进行革命。
所谓复杂性科学，是以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它涉及工程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生态、金融、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是用一种全新的方法，以整体的观点，多学科相互交叉，大范围包容展开深入研究的新兴科学。上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将其视为21世纪一门重要的新兴科学，随后在美国成立了著名的Santa Fe研究所。与此同时，在我国，以钱学森院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对复杂性科学开展研究，张嗣瀛院士也参与这一方向。90年代他提出并开辟一全新方向，即复杂系统对称和相似性结构与控制规律的研究。对非线性系统及组合大系统已获得系统性的结果，获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
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张院士意识到,若进一步深入，须另辟新蹊径。近代复杂网络理论将是重要途径。它与复杂系统的研究均处于初始阶段，二者结合，将有广阔前景。这是他们梯队当前的探索方向。
五年“五个一”
1999年11月，也就是张院士来校后一个月，他利用我校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在戴汝为院士、于景元教授大力支持下，创建了我校复杂性科学研究所，自动化工程学院的于培仁教授、赵克友教授，经济学院的伍海华教授，理工学院的杨永亮博士等相关学科的带头人均参与其中，所长由张嗣瀛担任。其研究范围涵盖了金融、理工、商贸、信息、资源、机电、自动化等多个学科，成为我校多学科相互触发、交叉发展的一个结合点。
以这个研究所为依托，2002年10月，成功申报了“系统理论”硕士点，并当年开始招生。2004年3月，全国性学术期刊《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获准出版，戴汝为、张嗣瀛任主编，这是国内唯一的复杂性科学专业学术刊物，为该项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园地。2003年系统理论博士点申报成功。该学科秉承“凝炼方向，汇集人才，构建基地”宗旨，在强化“复杂系统 理论与方法”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面向工程、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等复杂系统工程方面的应用研究。在张嗣瀛的带领下，一些年轻教授、博士纷纷加盟复杂性研究团队，仅2005年下半年就引进3位，其中一位是泰山学者。现有博士生导师 9 人、教授 9 人、具博士学位的 7 人。他们中来自法国2人，新加坡、加拿大、美国各1人，年龄都在40－50之间，是一支年龄、专业学科、研究层次都相对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现在，“系统理论”博士点已形成三个有影响和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即：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金融、经济系统复杂性；环境、生态系统复杂性。
2005年，张院士被聘为我校第一层次的特聘教授。
张院士说：“作为综合大学的青大，不可能各门学科都有特色并参与竞争，但可以在某个专业形成特色，参与竞争。但必须取得优势，才能真正有了特色。经过五到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作为青大特色学科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争取取得优势。”
赤子之情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个80岁的老人，拖着一条伤腿，在简朴的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学校的学科发展建设，奉献给祖国的人才培养和科学发展事业？这个支撑当然不是名也不是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对自己祖国深深的爱。正是这种情感的涌动，他写下了“岁过八十学新知，再干十年方九十”的自勉诗句，从中我们领略到一名科学家爱国爱校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张嗣瀛出生在1925年，日本侵略中国开始的那年他12岁，在济南第一中学读初一，在日军即将占领山东之际，学校南迁，在四川绵阳集中了山东流亡学生，成立了国立第六中学。学校南迁后，张嗣瀛到北京等地继续求学。18岁那年，为了离开日本占领区，他剃去长发，换了身份证，改扮成学徒，只身离开家人，经徐州、洛阳、潼关、西安，然后从西安出发，一路经宝鸡入四川，最后抵达涪江之滨的绵阳，到了流亡中的母校。一个月的行程，曲曲折折的三千里路，使年轻的张嗣瀛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也目睹了自己祖国的累累伤痕，他年轻的心灵就此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发奋学习，报效祖国，使祖国早日强大，再不受外来的欺侮。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从他的大学时代，到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在他内心燃烧着。
张院士告诉记者，他一生中曾有两次难忘的激动：一是在1945年8月中旬，他与同学一起从乐山乘船去重庆的途中，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和船上的旅客当时狂欢的情景几乎可以用“疯狂”形容。二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的军队。他无比激情地感受到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张嗣瀛195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经常回忆他年轻时的中国，并将其和现在的中国作比较。他说：“有人喊着这个救中国，那个救中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看看现在日益强盛的祖国，作为中国人，提气！”这种朴素的爱国爱党之情，始终贯穿在他的学术研究、治学以及日常生活中。
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岁月，张嗣瀛不仅为祖国的科学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殚精竭虑地把心血倾注在年轻人的培养上，他培育出的桃李英才已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已挑起国内某些科技领域的重任，有的成为科教界的中坚，现在，他仍然坚持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孜孜弗倦，可登堂奥，涓涓不息，而成江河。”这是张院士用来勉励青年学子的，也是他的学生们的座右铭。
2005年，张嗣瀛任教50多年的东北大学为庆祝他80华诞，出版了《张嗣瀛院士文集》，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先生的题词中有这样两句：“功高桃李多，春风岂吹老。”中科院院士戴汝为在为该书写的《序》中，除了对张嗣瀛的科学成就和在人才培养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之外，还概括了张嗣瀛的做人品质和思想追求，说他“处事如春风，律己以秋风”，戴院士写道：“他朴素的风格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他的朴素，有学风之朴素、作风之朴素、为人之朴素和精神之朴素。他常向自己的学生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谓精神应该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本性品质。要不为利所动，不为权所倾，不为名所累，不为位所争。”
——这是张嗣瀛院士的追求，也是他人品和学品的写照，更是这位八十多岁老人的人格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