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与一部书结缘，就是美国出版的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为译这部书，磕磕碰碰，走了很长一段坎坷的路，直到改革开放，才最终做成这件事。
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山东大学医学院读书时萌生这个心愿的。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但也知道这会是个很长的过程。我的设想是分两步走：先译一部比较小的书，取得经验，再用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去动那个大部头。每天凌晨，我躲在山大医院外科病房顶层，蛛网尘封的阁楼里译书，那是英国欧文斯教授为实习医生和低年资住院医生写的《临床外科须知》，修订四次。1957年，这本20多万字的小书在上海出版时，我已毕业离校，在北京工作了。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于是买回第9版《希氏》，正式向它进军。
可是我的时运不佳，不久就因对苏联医学特别是对苏联专家的“失敬”被补定为“右派份子”，留院“监督劳动”。日子很不好过，我被迫烧去已译成的40多万字手稿。1958年9月，医院奉命连人带设备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不久中苏矛盾公开了，对“苏修”的批判毫不留情，我那点“失敬”的话简直好笑。1961年11月，终于给我摘了右派“帽子”。于是重操旧业，翻译《希氏》第10版。
可是我又在“四清”运动中成了批斗对象，终于把再次译下的又约40万字译稿烧了，心里那点可怜的希望也随之灰飞烟灭。1971年，朋友程大路给我送来一个包扎严实的“厚礼”，拆开一看，竟是第13版《希氏》（影印版）！我的心一下紧缩了……是的，我一直都在等待，苦苦地守候时机，盼望还有译书的时候。莫非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机遇？
好像有点异想天开。但我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认真思索和分析。我一直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领导对我是信任甚至尊重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说服领导让我译书。亊实也真是这样，我终于在政委李恒文的同意和支持下，第三次向《希氏》进军，翻译第13版《希氏》。政委给我提供稿纸，还给我买了工具书。困难当然不少，但总的过程还是平顺的，没人打扰。1975年9月的一个深夜，终于第一次译完了《希氏》，为她写下了340万字的手稿。我把最后译成的手稿放到已有的译稿里。终于做完了这件事，也有一点轻松和欣慰的感觉。这时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心酸，想到白发苍苍、倚门守望的老娘，想到我会不会再次把它们点火烧了……
后来，“四人帮”打倒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白酒和鞭炮都卖得脱销了。我也兴奋得给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写了封信，说我译完了《希氏》全书。我没说自己的经历，只说我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译书的。黄先生回信说，你一个人译了这么大的书，很不容易。应该让更多医生看到，这信就作为推荐信，请与出版社联系吧。信是挂号寄来的。但我还未敢轻动，我觉得还需要等待。不光是我，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们好像都在潜心等待，等待一个巨变。中国太需要这样的改变了！
震撼人心的巨变真的盼来了，那就是改革开放！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路上来。
在内蒙古落实政策期间，替朋友联系一部书稿，找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见到时为科技编辑室副主任的徐诚。临走时不经意间说起《希氏》，不想立即被徐诚抓住了。他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做了许多工作，在我离开内蒙前，与我签约，商定分10册出版，3年出齐，首先推出5分册《循环系统疾病》。我虽从未想过在内蒙出书，但徐诚的热诚和执着精神感动了我。我们的友谊由此起步，以后成为终生之交。
回到江西，立即把5分册译稿理出，寄给徐诚。那还是铅字时代。可是命运又来考验我了：就在5分册发排不久，《希氏》推出了第15版！而且面目一新，是近年来改动较大的一个版本，作者队伍扩大到237人。全书篇幅也已扩增到约460万字！
最轻松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它，还按合同规定，把已完成的译稿按时按量提交出版社，出完全书（相当于14版）。但我想如果这样，书出来了，也会留下遗憾。毕竟，这些年来我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的，不是为出书而出书，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的。
一夜无寐，思绪万千。终于下定决心，到电信局给徐诚打电话，请他把发排的《希氏》译稿撤回，我们推倒重来，出15版！徐诚有些为难，沉吟，犹豫，但还是被我说服了。
三月后我交出新的5分册译稿。1982年10月，5分册率先问世，黄家驷为《希氏》写了序，《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全书出齐后又推出长篇通讯，配发言论，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卫生部组织专家对《希氏》译本进行评审，认为译文流畅，准确，质量可信，特设“医学翻译特别奖”，以资表彰。1986年春，崔月犁部长为我授奖时，要我说点感想。我说翻译《希氏》时，我知道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没想到，竟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虽屡败屡战，但“非战之罪也”，是因为缺了一个必需条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离开这个条件，谈什么个人拼搏都是没有意义的。古往今来壮志未酬的仁人志士还少吗！
那天卫生部顾问、著名麻风病专家马海德医生（他是最早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也来了，他说《希氏内科学》内容广博，涉及临床和基础医学的方方面面，所以各国的译本也是组织上百人的专家班子，而中国竟是一个医生完成了，所以海外媒体说王贤才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出土文物”，这话你同意吗？我说“文物”太贵重了，不敢当，只能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给我带来了新天地，新机遇，一切也都变得顺畅了，所以能做更多的事。以后一些年里，我为《希氏》还译下了：
《简明希氏内科学》第2版(141万字)；《希氏內科学》第17、18版补译本(150万字)；《西氏內科学》第21版全书（600万字）（因与西安世图合作，他们建议改“希氏”为“西氏”）；《西氏内科学》第22版全书（815万字）。连同最先出版的《希氏》15版，我先后接触过9个不同版本，共计译成和出版2106万字（《红楼梦》大约是100万字）。
当然也不只是《希氏》。数点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总共译书43部逾5000万字。还写了些别的东西，包括小说和电影。
回首前尘，不胜唏嘘。觉得有了这40年，人就没白活，也还是有福的。呜呼，幸甚矣哉，复何求焉！
（王贤才，医学部校友。）
